【口述／寇勤；採訪整理／周奕君】
在中國文物市場面臨改革關頭，嘉德率先提出文物藝術品拍賣概念，奠定中國拍賣業先聲。圖為中國嘉德1994年春季拍賣會現場盛況。
寇勤，中國嘉德董事副總裁，二十年前，他和嘉德董事長陳東升、董事總裁王雁南，攜手創建嘉德，開啟中國拍賣業的元年。曾經，他是個剛從中文系畢業，懵懵懂懂來北京工作的小夥子，一身理想，想做記者、詩人，卻進了政府機關當公務員，想開出版社，卻遇見陳東升，一股傻勁，就這麼一頭栽入拍賣。嘉德成立初期，他四處奔走，探消息、送文件，職稱是辦公室主任，其實什麼都做。他曾為了辦場拍賣會，來回奔走政府單位送件，為了開設新專場，在老畫家倉庫翻箱倒櫃找畫。人說藝術是高尚的產業，對他而言卻像是勞動行業。從初生之犢到拍賣元老，他見過市場破億的欣欣向榮，也見過後井噴時期的繁花落盡﹔他看過因賣心愛藏品哭了兩回的老先生，也看過把古董當股票來買的投機客。一路走來，二十年，歲月給了他，不是風霜，是智慧。他的執著，讓新中國美術得以重現光明，為歷史所重﹔而他從卷軸之中，也看見了那個年代，文人墨客的身影。美好的收藏，不只在於價值珍稀，更難得的是那背後的人，與故事。讓我們來聽聽寇勤，怎麼說嘉德的故事。
從零開始 從無到有 搞活文物市場
2003年11月，嘉德秋拍「集珍三家藏張大千、黃賓虹、齊白石等中國書畫」專場，全場64件拍品悉數成交，成交率百分百，成交金額則高達1474.11萬人民幣，成為中國內地藝術品拍賣史上第一個白手套專場。
現在大家看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都覺得很正常，全國也出現了幾千家拍賣公司，而政府批准能做文物拍賣的公司也多達3、4百家，現在看來稀鬆平常，但二十年前我們還年輕的時候，則是一件很難想像的事。
改革開放前，中國對於文物的管制一直是十分嚴格的，而且是採取國有經營的方式，一種經營方式是「國有文物商店」，幾乎每個省或大城市，都會有這種官辦的文物商店，這種文物商店的作用在於：協助國家進行文物收購和館藏與其他經營活動﹔另一種是類似廣交會這樣的交易場所。曾經有個名畫家這麼對我說：「唉，我被廣交會逼得畫扇子，一個晚上要畫好幾十個！」還沒有一個成熟的市場出現。
改革開放後，要不要改革文物市場，爭論很大，當時沒有一個完善的徵集方式與渠道，於是東西賣的賣，剩下的愈來愈少，老百姓也不願意將東西用很低的價格拿到文物收購點去賣，很多人拿去後嫌價格不好想不賣，但又怕背上非法私藏文物的罪名，在這樣的氛圍下，官方也更加不容易從民間收購文物，連能不能繼續存在下去都變得有問題。正好此時，嘉德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我們能不能在中國做文物、做藝術品的拍賣？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爆炸性，也讓大家拿不定主意的事。
當時有許多老先生、老專家都十分反對嘉德辦拍賣，他們質疑，「已經流失了這麼多文物到外國去，你們現在還要拍賣，而且還大張旗鼓公開地賣？」不過還好因為當時所處的環境是大家思想正在轉變、翻新的年代，大家思考到，如果不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那文物就會變得和其他商品一樣，不會有活力。於是官方也決定要搞活文物市場。我當時是在政府機構工作，常幫忙陳東升董事長了解一些官方的消息，後來陳董就說：「哎，你不要一直站在外面嘛，進來和我們一起。」
當時要舉辦一場拍賣，所有的過程都要報告，我想在什麼時候做個拍賣會，準備拍甚麼東西……，最後還要等國家回覆。我記得曾經拿著一張報告在國家文物局和文化部兩邊來回跑來回跑，儘管我和它們都很熟，但還是費了很大的勁，他們說領導出國了不在，那誰敢來負這個責任，可見當時大家之緊張。
一個字，變！ 一槌定音 二十年喧囂記
初期嘉德一場拍賣是1千4百多萬人民幣（以下幣值同），在當時已經是很不得了，台灣還組織了一個代表團過來參加首拍，代表團中有資深藏家，也有新進藏家，其中香港來的藏家也很多，這也說明了當時全球對中國拍賣市場的關注，也變成整個大陸對文物拍賣市場的刮目相看。
當時位在我們辦公大樓附近的稅務所，完全不知道拍賣是個什麼東西！記得公司成立後就得到稅務所去報稅，當時財務員去了稅務所後回來跟我說對方回說，「哎，拍賣公司能有什麼稅啊。」但等我們拍完去交稅的時候可把他們給嚇著了，「啥？怎麼這麼多啊！」後來更找我們說「不行！你們交少了。你們明明拍了1千4百多萬，怎麼才按這樣的比例去交稅呢？」後來還是較高級的稅務員出來說明大家才清楚。而在當時，大眾確實對拍賣還不了解。
首拍之後，我們慎重討論後發現，一場書畫，才二十幾件東西，幾十件油畫，就賣了1千4百多萬，而且還有一張賣了1百多萬的齊白石（《松鷹圖》以176萬人民幣成交），還有一張張大千（《石梁飛瀑》以216萬人民幣成交）賣了兩百多萬，你想想在當時1994年是個什麼情況。當時有兩種看法，一種是你不能把這當真，你再多賣，那肯定市場是消耗不了的﹔另一種看法是，從競買的熱情來看，整個中國市場的潛力是非常大的。由於第一場沒有合適的條件，瓷雜沒有做，古籍善本沒有做，於是討論要不要做新的項目，最後大家的共識是，在一炮打響的前提下，要站穩腳跟，就必須要有大的突破，所以沒有一個量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在第二場秋拍，從原本的兩個項目（書畫、油畫），增加到五個項目（書畫、瓷器工藝品、油雕、古籍善本、扇畫）。
也正好當時碰上了一位老中醫，拿了一批扇子出來，我們就做了一個「扇畫」的專場。那位老中醫和老畫家看病從來不收錢的，而老畫家也不好意思一直白看，碰巧老中醫喜愛扇子，於是每次看完病就給他畫扇子，我們現在看來那扇子的錢可比那藥費貴多了（笑）。於是這五場拍賣下，第二場的秋季拍賣會就賣了5、6千萬，一年下來就有了6、7千萬的成交額。
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在’03年非典時期（SARS），當時也遇上中國經濟發展即將爆炸的時期，非典後的第一場拍賣，就像不要錢似地，什麼東西都可以賣，價錢高的不得了。朋友還開玩笑說：「經過生死考驗過的人，價值觀發生了變化。」（笑）大家從我們二十年發展的曲線圖可以看到，這個過程確實很驚人。當然，這段時間前後也遇到亞洲金融風暴，還有’08年大陸的經濟調整，但對我們的影響不是太大，因為市場還是處於一個高速的增長期當中。這段曲線到了2011年達到了一個極限，這個線幾乎是垂直地攀升的，在這個時期你是不讓它賣不行，讓它少賣也不行，你不讓他買不行，你讓他少買也不行，大家都覺得，發財的機會來了。
何謂收藏 理性vs.非理性
此時有一股「非傳統」的收藏或說投資的力量，進入藝術品市場。
除了我剛提到的拍賣自身的積累，拍品愈來愈好，重要拍品愈來愈多，人們對藝術品價值的理解逐漸加深……，這麼多年來，通過藝術品賺錢的例子也愈來愈有吸引力。有些藏家儘管不賣，但看了我就直呼：「你看看，我前天買的，150萬的齊白石，差不多了，3百萬了！」過一個拍賣季後告訴我，「5百萬了！」他很高興，而他也會影響到其他人一同參與，所以在種種因素影響下，2011年達到了最高峰。
而2011年下半年和2012年的市場調整，又是一個變化。回過頭來想，在1990年代初，以嘉德為拍賣公司代表出現的時候，那時候是沒有太多市場的感覺的。我們當時在提倡藝術品價值時，也不斷在推廣一個新的觀念——藝術除了收藏價值，也千萬別忽略了它的投資價值。那個時候的價位真的是太低太低了，昨天還有朋友吃飯時在說：「哎呀，你們那時候1千4百萬，我當時其實是有錢的，如果當時把你們兩場全部都買掉的話，那現在可簡直是！」所以在那時候，投資的概念出現，無疑大大地拉動了市場，讓更多人進入這個市場，這在市場發展的初期階段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2010、11年的時候，市場變得有點失衡，出現了很多「完全」以藝術品投資、賺錢為目的的力量進來。他們是把字畫當成股票、把瓷器當成重金屬在處理，我有個朋友做金融的，他跟我說：「這樣吧，我拿3、5千萬出來，你幫我處理。你什麼責任沒有，什麼代價都沒有，輸了是我的。贏了、賺了是你嘉德的。」行不行？不行！我說你完全就像蓋房子似地來買東西，那買回來幹嘛？最後沒有接受他的要求。
第二，到底藝術品適不適合短期投資？藉由這次的調整，大家也算意識到這一點。去年台北華人收藏家大會，和簡社長（典藏雜誌社簡社長）和幾位收藏家吃飯時聊起來，到底什麼叫「收藏家」？什麼叫「收藏」？什麼叫「收藏的周期」？幾位海外較成熟的收藏家認為，「至少需要個3、5年吧，而且按說是10年8年之後你才會考慮到轉手！」但近幾年的情況是，昨天這張畫還在家裡掛的，明天就掛到上海去了，要不就是，這場的拍賣還沒降溫，下月就上了別的封面了！有的人昨天還在收古畫，今天就買當代了，直說「哎，這賺錢啊。」這就是大家在觀念上的變化。
非傳統的收藏群體進入藝術市場，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這兩年看起來，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在這樣的市場調整期，有些藏家肯定受到了打擊，而有些拍賣公司應該也從中獲得了些啟發，不管是在投放量，或是市場的推動，都應該有些省思。
徵件故事 翁氏藏書 眾志成城的回歸
坦白講，翁氏藏書的促成，首先要歸功王總（王雁南）。翁氏家族在中國的盛名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翁同龢自己有很高的修養，不只是古書，他的書畫等收藏都相當精采。只不過他當時第二次被慈禧貶謫了之後，似乎還沒有死心，後來搬到天津，1940年代末期，他們從美國回來後就聽說共軍來了，連忙把東西從天津轉到上海，最後運到美國，這一去就幾十年沒有音訊。
嘉德每年到各地做拍賣會徵集，其中包括天津。那時候天津還是有些吸引力的，現在可能差一點。我們到天津之後，有天來了位老先生，十分儒雅，一看就是有文化有身分的人，他一開口就問：「你們賣不賣宋版書啊？」這一問就很嚇人，當時正好古籍部負責人拓先生不在，但一聽說有問這話的人，就趕緊請到裡屋裡談，問說您貴姓，他說我姓翁，一問才確定了就是翁家在天津的那一支，再問原來他口中的宋版書在美國。老先生娓娓道來，1949年後他們就將藏書捐給國家了，那時候把他們家的東西都分了，留在天津，把另外一家的東西分了拿到美國，但慌慌張張地拿錯了，就把他們家的東西拿了一套走，就沒有捐，所以現在還留著那麼一套。我們接著就和那位老先生的親戚聯繫，就是「翁氏藏書」的主人翁萬戈先生，也是翁同龢他們家的第五代孫。拍賣前，有位中央領導去看，還驚呼：「一套書要60萬？這麼貴呀！」另一位領導直說：「哎，你不懂，宋版書很貴的！」還祝福我們明天賣個好價錢，結果真的賣得很好，賣了1百多萬！我們接下來也和翁先生家族保持良好的互動。
有天，王總很高興拿了張傳真來找我，說翁先生來信了，信上翁先生說他很仔細地觀察了我們，也很慎重地考慮了，決定把這批東西委託給嘉德拍賣，但他說不願意賣給日本人，也不希望將這套書打散……。當時我們給他提了個建議：「你能不能不拍賣？」因為一拿去拍賣，很難控制誰買或誰不能買，最後翁先生也能理解，於是就表示，要是國家有好的博物館或圖書館有興趣的話，也願意暫時不拍賣，但要是超過時間沒達成這樣的協議的話，還是可選擇拍賣。當時大家很關心這批東西的下落，當然最著急的是我們這些老先生，當時一聽說這些事，启功先生、徐邦達、傅熹年、朱家溍、王世襄等等，還包括季羨林、張岱年啊……，老專家們都說應該要建議國家把這些買下來。印象中是傅先生起草，我們給打的字，後來改由國家圖書館打印，因為畢竟只是專家建議，還是要由國家圖書館出面把這件事和上頭報告。因為老先生年紀大跑不動，於是我先出發去北大，去季先生家裡，記憶很深，大雪紛飛，我去早了老先生還在休息，於是我坐在雪中的車子裡等到下午3點，季先生見到我時還直說：「你們做的可是天大的好事。謝謝你們啊！」這段送件到中央的過程很長，總而言之，最後這批藏書，儘管最後並沒有如願留在國家圖書館，進的是上海圖書館，但畢竟還是留在國內了，無論是專家或是相關人士都十分高興。
【《典藏投資》2013年4月號；訂閱典藏投資電子版】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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