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和日本的「手鑑」

【文／野島剛】
上回的專欄裡，我寫了關於在日本發現王羲之的唐代書法摹本《大報帖》一事，而這回則是後續的追蹤文章。一方面是先前受限於篇幅仍有意猶未盡之處，同時在這期間也更加深入瞭解了關於王羲之的一些事情，値得好好思索一番。

朝日新聞國際編輯部副部長　野島剛

有文指出，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的王羲之展覽是第一次公開《大報帖》，和40年前在日本發現並震撼國際的王羲之摹本《妹至帖》是同一件作品，而這樣的見解在中國或日本也逐漸廣傳開來。2011年，台北故宮舉辦了完整的「富春山居圖」特展，是首次將台灣和中國分別持有的前後部分聯袂展出，這場「山水合璧」的盛事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而此次在東京博物館展出的「雙帖合璧」，是關於在中國藝術史上光輝奪目的書聖王羲之的作品。或許這可能變成百年來書法史上令人震撼的重大發現。
起初是在中國首先出現了《妹至帖》和《大報帖》為同一作品的說法，當媒體大幅報導在日本發現《大報帖》一事之後，中國的美術相關人士在部落格上同時刊登這兩帖書法的照片，不管是在書法風格、灰色縱簾紙的紙質和寬度、還有紙張本身的幾處皺褶等都相符合，因此主張這兩帖應該是出自同一作品。
上月3日是王羲之展覽的最後一天，我又到東京國立博物館一趟，目的是為了再次觀賞同時展出的《大報帖》和《妹至帖》。我反覆地看了很多次，越看越覺得兩帖非常相似。我不是專家所以無法提出具體的說明，但是若單就書法字跡所散發的氣勢來看，還真是高度雷同。然而，東京博物館卻對於這兩帖是否為同一作品而持保留態度，負責王羲之展覽的列品管理課長富田淳（Jun Tomita）對於我的採訪也僅表示說：「若果真如此，也不足以為奇吧」。
實際上，很多人幾乎都不知道這次拿《大報帖》請東京博物館鑑定的人士和40年前發現《妹至帖》是同一人物，也就是東京五島美術館的研究者，他的名字是名兒耶明（Akira Nagoya）。40年前，他還是剛進入這間美術館不到一年的新人，現任該美術館的理事兼學藝部長。雖然他不是研究王羲之的專家，但他似乎和王羲之的字帖很有緣，兩次的大發現都是出於他的手。就像在考古學的挖掘上就是有特定的學者常挖到稀世珍寶般，這不管是在哪個領域裡通常都會存在「容易中獎」的人物。
王羲之的特展期間也舉辦了名兒耶氏的演講，我特地前往參加。名兒耶氏在演講時對於「雙帖合璧」的問題做出如下的見解：「這兩帖到底有沒有關聯呢？若只是依照外觀來看，是很難判斷的。因為，在行的間距上《妹至帖》似乎比較狹窄。但是，這兩帖相似也是事實。比起這兩帖的關聯性問題，我認為《妹至帖》和《大報帖》之間，還存在著其他文字的可能性也高。」
《妹至帖》和《大報帖》是否為同一作品的論戰可能還會持續一陣子，姑且不論正確解答為何，這樣的論戰本身就夠引人入勝的。無論如何，王羲之的真跡不存於世，即使加上這次新發現的《大報帖》，世界上現存的唐代精巧摹本「唐模」也不超出十幅作品。因此，唯一可確信的是世界期待王羲之的作品，在這層面上，此次重見於世的《大報帖》可以說提供了書法史在考古挖掘上一種的「可能性」。
日本從很久以前就有收集書法字跡的範本，稱為「手鑑」。是將作品的其中一部分剪貼後貼入本子裡，其目的是觀賞古代書法或名家字跡，甚至作為鑑定之用。「手鑑」在過去曾是貴族或大名等顯赫的家庭裡作為教育之用，或是鑑定家工作時的必備書。而「大報帖」和「妹至帖」就是貼在「手鑑」的冊子裡，爾後輾轉地流入了個人的收藏家之手。也就是說，很多消失的名作最終都有機會流到日本的「手鑑」裡面。現在很多的「手鑑」可能還被埋沒在日本的家庭或骨董商、舊書攤的倉庫裡面。所以，我猜想著說不定在哪個時候從日本的「手鑑」裡又能夠繼續挖掘出更多王羲之的摹本，甚至真跡呢！
【《典藏今藝術》2013年4月號；訂閱典藏今藝術電子版】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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