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龔卓軍】
歐洲重要嗎？對於台灣而言，歐洲做為一種直接作用與影響的政經與文化實體，除了因為台灣在地緣位置上，處於歐亞大陸、日本與東南亞之間，形成各國船貨停泊轉運的要衝，致使荷蘭與西班牙在大航海時代對台灣西部的佔領與經營（1624-1662）之外，跨過漢人大量移民的明鄭時期（1662-1683）、清治時期（1683-1895），1880年代中期，中法戰爭期間法軍也曾短暫佔領基隆與澎湖。這是直接歐洲的具體形貌。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葉早期現代性的形成階段，由於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的簽訂與清帝國的割讓，日本由1895年展開對台灣的50年殖民，歐洲至此轉變為潛在與間接的存在，透過日本的完全統治與先前兩百多年中國文化界質的中介，歐洲現代性開始以日本為折射鏡的現身方式，作用與影響著台灣。但是，以台灣早期現代性的角度來看，若因為這種折射投影的現身方式，即以否定句來回答「歐洲重要嗎？」恐怕又過於簡化。
不論是直接歐洲或日本殖民稜鏡折射出來的間接歐洲，在世界史的構造下，歐洲帶給台灣社會的衝擊，首先是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帝國主義的統治。自19世紀，歐洲列強打開中國、日本與東南亞的門戶之後，台灣在1860年也在歐洲列強的壓力下門戶洞開。透過台灣的四個港口：基隆、滬尾（淡水）、安平、打狗（高雄），台灣逐漸進入世界經濟體系。台灣的特產：蔗糖、樟腦、茶葉，運銷到全世界各個角落，成為世界農業原物料的提供者。台灣在歐洲所雙重投影（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所形構的世界經濟體系內，慢慢走向資本主義社會。
日本的殖民政體構造，基本上具有間接歐洲的雙重投影性質。日本仿效歐洲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治理模式，在1895年統治台灣之後，實施田野、資源、人力、風俗的調查，將台灣納入日本帝國主義的體系之內。同時，也進行資源開採、生產積累、近代教育、改風易俗的種種現代化措施。台灣隨著日本國力的發展，經濟力量逐漸增強，也隨著日本政經軍事綜合體對佔領地區的壓抑與擴張，以被治理者的角色，將觸角伸往世界各地。
本文將透過這個被治理者的角度，選擇三位日治時期的女性：張李德和（1892-1972）、謝雪紅（1901-1970）、陳進（1907-1998），以她們的1934年做為一個時代切片，以凸顯潛在歐洲與間接歐洲的作用和影響。
1934年的三位台灣女性
為何選擇1934年？在這一年，42歲的張李德和，在1910年代歷經先後四年公學校的教職，並成為畫家陳澄波在嘉義公學校時的老師之後，此時辭去教職，在夫婿開設的嘉義「諸峰醫院」進行「嘉義產婆講習所」的衛生教育，同時於樓上的「琳瑯山閣」進行漢詩國畫創作，並於後院庭園「逸園」召引各路藝文墨客歡談雅集；同樣在這一年，34歲彰化窮苦工人家庭出身的謝雪紅，在1920年代參與了台中文化協會抗日活動、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上海大學與莫斯科東方大學日本班的學習，回台後因涉及「台共」案，在日本台北地方法院被判刑13年；在同一年，27歲旅日求學的陳進，歷經1927年入選台展東洋畫部，與林玉山、郭雪湖合稱「台展三少年」後，這一年以《合奏》一畫成為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東洋畫家，並在同一年返台任教於屏東高女，成為台灣第一位擔任高女教師的台灣女子。
這三位台灣的早期現代女性，容或不具「潛在歐洲與間接歐洲」的全面代表性，但是，之所以選擇三位，而不是一位，正是因為歐洲相對於早期現代台灣的潛存與間接狀態，首要特徵之一，便是歐洲是以片面的、破碎的、折射的、想像的整體性出現，而從來不曾有純粹整體的直接歐洲臨現於台灣。換句話說，台灣與歐洲的關聯，自早期現代開始，便帶有想像與投射的成分。另外，這三位台灣女性，雖然分別出生於19世紀末十年與20世紀初始十年，或許也不具有系譜上的確切意涵，但是，就階級、性別與國族，就民族主義、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就歐洲投影與中國（共產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而言，三位在文化與政治場域的實踐上，卻涵蓋了由左至右的光譜的兩極端點。
在日本統治下，台灣從清帝國的封建社會，轉型為近代社會的部署模式，這涉及到人性的改造，如：廢除科舉制度、導入近代教育、改變台灣人的風俗習慣：辮髮、纏腳、抽鴉片漸漸絕跡。但是，在日本威權和差別政策下，台灣社會仍然要透過新式教育與文化藝術的引導，同時完成建設現代化南進基地的建設與大東亞共榮圈的帝國主義計畫。三位女性的生涯，很大程度反映了面對這些遍及個體的、社會尺幅的、直至法西斯式的歐洲現代性「進步」神話，呈現出不同的適應與抗拒樣貌。
若以流行於五四運動時期婦運的歐洲形象—易卜生（Henrik Ibsen）戲劇中的「娜拉出走」，做為「新式」與「進步」婦女走出家庭價值、參與社會的獨立自主象徵，1920年代的歐洲與美國，配合資本主義消費市場的需求，尚有來自歐洲的「摩登女子」形象，透過諸如法國作家馬格利特（Victor Margueritte）的暢銷小說《野姑娘》（La Garconne，1922）女主角的俊俏短髮、男子氣概十足的外表與性格，英文世界則以「the Bachelor Girl」稱之。當時的美國社會也曾出現「小太妹」（the Flapper）之類的新世代女性形象，這些新女性多半以外表裝束、行為模式與上一代婦女不同，展現其從身體到思想的解放觀，引發社會矚目與輿論。另外，1929年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lff）發表的《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強調人性的變異，也成為文化女性創作者的潛在形象，本文尚未深究這些形象在台灣傳播的具體情況，但視為潛在歐洲與間接歐洲的既存影響力，或許可以視為重要的參照點。這些外於家庭價值，強調革命出走、摩登流行、獨立創作的女子形象，透過中國與日本的中介，進入追求現代新式生活的台灣文化界，可以視為潛在歐洲的一個集體心理動力學斷面。
張李德和的藝文創作「沙龍」、謝雪紅的堅持革命事業與陳進的留日精進創作生涯中，從一般論的角度來看，可以從上述的潛在歐洲「新式」、「進步」女性形象，捕捉其生涯決定時刻的可能心理動力來源。
摩登女子與娜拉回家
另一方面，國家主義與家庭價值的拉扯，則具有反向的動力學壓力。歐洲自經濟失調、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1920年代末期以後，各國政府開始大力鼓吹女性的家庭主婦形象。當然，歐洲國家因戰爭不斷，嚴重損失勞動人力與戰備男丁，致使各國陸續制定頒布鼓勵婦女生育與獎勵婚姻的立法。這個時候，各國動機雖不完全相同，卻漸營造出一股要求婦女做賢妻良母的氣氛。換言之，初期婦運的結果，並未真正撼動社會既有的性別分工觀念，女性的出路，也仍舊受到國家政策、社會規範、經濟需求的影響與引導。英美法等民主國家尚且如此，獨裁的法西斯國家，如義大利與德國，更對婦女採取了箝制性的管束與指導，包括婦女的薪資、社會參與、乃至於性事。1930年代的歐洲法西斯政權，除義大利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之外，德國以希特勒（Adolf Hitler）領導的國社黨（後轉為納粹黨）為代表。
法西斯政權強調「民族本位」，鼓吹集權領袖的一黨專政統治，極端地發揚民族精神，復興傳統文化不遺餘力，崇拜暴力與恐怖，並將個人意志臣服於集體的國家統一意志。1930年代的現代法西斯政權，振興國家生產力、消弭失業的政策導向，逐漸傳入日本與中國社會，並受到右傾人士的認同。德、義領袖針對婦女所發之演說與命令，其關鍵的共同取向在於：兩國領袖都抱持性別分工與賢妻良母的觀念，並主張婦女應回到家庭去。這些言論在中國引起了「新生活動運動」的迴響與「娜拉出走」、「回歸家庭」的爭議，在日本則促成了其軍國法西斯主義在殖民地台灣的人口與衛生政策，基本上，這與帝國主義構築戰爭機器的現代宏大計畫直接相關，也跟民族、階級、婦女解放運動相牴觸。
就此而言，1934年，張李德和「嘉義產婆講習所」的衛生教育工作、謝雪紅追求國族、婦女與階級解放被日本殖民地政府逮捕判以重刑、陳進繪畫中不得不選擇《合奏》中的美女樣式，及其在家居空間中的「閒靜」形象，也可以藉由「潛在歐洲」的概念得到相關背景的理解。
然而，上述的討論，畢竟只是消極地用外部因素來解釋這三位台灣女性的心理動力與壓力，只提供了一些她們個人抗拒與適應的外在原因，如果要描述潛在歐洲或間接歐洲與台灣的特定具體關聯，究竟仍需要個別的事件，在事件造成的開裂中，顯示出潛在歐洲的具體樣貌與其特異性。
首先，張李德和的「沙龍」與「琳瑯山閣」，在江寶釵的〈台灣漢詩言說現地的建構與離散—嘉義李德和的「文藝沙龍」研究〉與顧敏耀的〈張李德和與嘉義藝文沙龍「琳瑯山閣」〉（註1）兩篇文章中，一定程度運用了歐洲的隱喻「Salon女主人」與「自己的房間」，但是，對潛在歐洲與間接歐洲的觀點來說，歐洲的折射投影與台灣的差異樣貌，正是同質化的類比法所未能照顧到的層面。然而有趣的是，兩篇研究都注意到了「琳瑯山閣」的空間建築部署，尤其江文更仔細描述了諸峰醫院這座日治時期「嘉義現代化建築的地標」，於1929年改建後的空間與場所構造：
張錦燦（張李德和的丈夫）愛好建築，諸峰醫院由留學歐、美建築師設計，整體風格以厚重為主，外型古典歐式，融入日本的型樣。窗欞到處配法國、西班牙式的嵌條，燒鑄成百荷花的式樣……屋子前進，是醫院用地。往後，就是琳瑯山閣。庭園取名「逸園」，院子裡有澹亭……如此就是一座假山了，既是很好的資源回收，又是美麗的造景。石頭是在嘉義發展區找的，參差錯置，就成了魚池，噴水流，取名叫做「沁池」，在澹亭前。……這個歐式的屋子旁，是日式舊房舍，整棟是原木蓋的，客廳裡放了一棵櫻花樹巨大的主幹。……張家收藏古董，包括圖書、家傳遺物如協台官銜（李家）、明清陶瓷、唐宋字畫、台灣書畫、交趾燒。太平洋戰爭開打，張家庭院打造了一座鋼筋水泥砌築的防空壕，有如「穴室」，用以保護大宗收藏。（註2）
※延伸閱讀：
1934年，潛在歐洲與間接歐洲(下)
【《典藏今藝術》2013年4月號；訂閱典藏今藝術電子版】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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