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曉松】
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中國藝術青年群體的崛起，一部分要歸功於歐文‧斯通（Irving Stone，1903－1989）的《梵古傳》由中文譯本（常濤譯）在大陸的出版。記得當時在我老家那個幾十萬人的小縣城裡，有限的兩三本《梵古傳》，被包上厚厚的書皮，以高中生為主力的文青懷著無比的期待拉關係套近乎排隊等著看那個割掉耳朵送給妓女的瘋子！稍後讀瑪律克斯的《百年孤獨》、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這種衝擊的眩暈一浪蓋過一浪向人襲來，生於七十年代末的人都有相似的經歷。其實，就那麼匆匆一面，情節早忘到爪哇國去了。
歐文‧斯通寫的真好，激動中我們都將他的藝術加工以「寫實」的手筆來看，特別是在麥田裡朝自己的肚子上崩一槍的片段，讓很多嘴上剛開始長毛的中學生震撼地不得了。對於大城市之外的廣大鄉村中國，上大學對很多人來說可望不可及，如果學習成績不夠好、模樣不行、嗓子不亮、體質欠佳，想混進大學自由戀愛、農村戶口換成城鎮戶口，能做的大概只有去畫石膏像畫靜物畫水粉了。《梵古傳》的流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剛到青春期邊緣的年輕人對未知世界的朦朧嚮往，特別是在經歷了社會反覆變動，制度混亂卻監控嚴格的時代，《梵古傳》在文藝青年的眼中儼然是一部歐版的生活片，為精神意淫指明了方向。一大批快「墮落」到「社會青年」邊緣的少男少女被梵古拉到畫室，拿起畫筆做刀槍，奮戰到高考的戰場上。
以傳記中的梵古為偶像的人，不會困惑於藝術的價值問題，藝術只為藝術本身。不管美術學院的院長、文化官員從什麼角度來闡釋，社會在群體意義上對梵古的認可，至少使我們在對西方藝術樣式的認識上打破了險隘的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能夠成行的革命，都不是一兩個有自虐傾向的人可以完成的，《梵古傳》的力量在於從根本上讓普羅大眾在藝術觀念上更新換代——即使當作故事來聽的人，看到行為不正常的人也特別包容——藝術家嘛！所以，《梵古傳》是社會和藝術青年交集處當之無愧的革命先行者。雖然，我很反感以藝術神棍用「革命」來忽悠人，但我同樣為那些不停叫嚷重走西方繪畫之路、非寫實不繪畫的行為深為憐惜，不管前提是什麼結果都和中國畫家動輒用古意、穿大褂裝國師出來嚇人的結果一樣。圍追堵截的結果造就了一批三流的行畫仿製品大師，民族風、鄉土情的繪畫、攝影氾濫。壓抑太久了！也逼出了一群兩眼放光的土狼，見了什麼洋玩意兒都往上撲，沒見過哪！
我們不瞭解的是，正在我們讀《梵古傳》那幾年已在中國當代藝術的革命期退潮之後，資訊遲滯，使梵古的悲劇英雄色彩在隨後的市場化浪潮中變得有些滑稽，多少有些像堅持著梵古的革命道路的遠離「藝術中央」的藝術家們的寫照。大眾文化不僅改變了生活和社會格局，也改變了中國藝術和藝術家的養成方式，藝術家的市場和社會接受方式突然向經濟學的年齡層驟然下滑，慢慢等著在原來的規則中成長上升的藝術家突然變成了被成了「三明治」中間的夾層。倒是那些本就不以「革命」為業的人，或願意往後退一步的人，畫著無筆無墨的山水佯裝著「守望家園」，畫油畫的搞不清楚顏色冷暖，一看不知道為何，再看更是莫名其妙。理想幻滅的打擊，從根本上顛覆了藝術家必要的培養過程。幾天前，被我婉拒參展的幾位藝術家，不屑一顧地以為那是我的所謂「當代」觀念在作祟，其實這和選擇的學術方向無關，只是因為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太想直接換成錢了，在畫面之外十米遠都能聞得到。表面看來，梵古解決了中國藝術的「革命」問題，其實是忽略了中國藝術在觀念和實踐上的真實狀況，革錯了物件的命，結果自然無效。激情一過，藝術家不搶著被招安才怪呢！而且，篤信自己扭曲的判斷，從倪瓚那兒學畫棵樹、抓把泥做個茶壺就信心滿滿地以為走到了21世紀世界藝術的巔峰。有市場當然好，畢竟能被畫院供養起來的紅頂藝術家在整個藝術家群體中所占比例十分有限。梵古是被炒作的神話，他至死都想賣畫，只不過他在市場和內心之間糾結到底沒有找出合適的方式，只能一槍了之。看看梵古和弟弟提奧的通信就知道，他一直沒搞清楚市場怎麼回事，今天的部分藝術家恰好相反，因為市場和綁架市場的政體「過好」和過於強大讓大家以為直奔市場的表像而去，其實連藝術和藝術市場的初級啟蒙還沒完成。在一個長時間段內的時間、地理、歷史等原因造成的哪怕小小的一點誤差，都會對整個文化生態產生的影響。《梵古傳》的讀者尤其需要瞭解。
週一良有方私印，上刻：書生上了毛澤東的當，就是太一廂情願了。當年的一些熱血青年，或許會懊悔上了梵古們的當，其實是只顧著革命，忘了應該從中理解的還有關於西方現代藝術的啟蒙價值。
【完整內容請見《當代藝術新聞》2013年6月號】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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