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勝天】
2010年我應邀去哈佛大學「中國論壇」演講。我取的講題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盛世危機」。我說三十年來自己一直努力為中國當代藝術鳴鑼吹號，現在要唱一點反調了。我在演講中說：「市場熱改變了當代中國藝術的邊緣狀態。主流社會由反對、懷疑逐漸轉為允許和參與。但由此也促使藝術社群出現了結構性的改變。獻身藝術不求報償的藝術家少了，追逐名利濫竽充數的多了；獨立思考有學術理念的批評家少了；寫廣告賣文吹捧的多了；因熱愛尊重藝術而收藏的藏家少了，以投機賺錢為目的而收藏的多了。這三部分藝壇players素質的降低與市場的飆升恰成反比。為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潛在危機。」
《典藏》雜誌在台北創刊的1992年，我已定居在溫哥華。那時台灣藝術市場十分紅火，海峽對岸卻還未走出89年政治動亂的陰影。當代藝術在主流體制中完全沒有空間。不少藝術家都設法出國或者已經「滯留」國外。但和留在國內的藝術家一樣，都難以得到自己的一片天空，大都仍在困惑中觀望和奮鬥。那些年我在溫哥華遠郊依山傍水的小鎮美臣（Mission）也出版了一份小報《中國藝術通訊》（後改為《藝術中國通訊》）。我在創刊號中寫道：
「早在本世紀初，中國藝術家已開始步入世界藝壇，但從來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多的藝術家遍布於海內外，作為世界藝術大家庭的一員，奮力於自己的藝術創造。這是一番空前壯觀的景象。可以預見，這一代中國藝術家不僅在中國本土上，也會在世界各地留下他們明顯的足跡。」
奇蹟崛起
我的樂觀並非無端而來。那年周圍發生的幾件事已預示了變化的信息。
在中國當代藝術一蹶不振的低迷中，2012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於當代藝術板塊上取得佳績，稍稍鼓舞了市場信心。（佳士得提供）
之一：曾在浙江美院（現中國美院）學習的德國留學生施岸迪（Andreas Schmid）從柏林來信，告知他與戴漢志（Hans van Dijk）正參與籌辦將於當年在柏林世界文化宮舉行的《中國前衛藝術展》，他邀請我為展覽圖錄撰文討論中國藝術教育，並為一些藝術家寫簡介。這是首次在西方較具規模的當代中國藝術展，全方位地介紹數十位海內外華人藝術家。
之二：中國文化部美術司長劉國華打來越洋電話，希望我回北京與他們共商籌辦中國首屆藝術博覽會的大事。因為我參與過芝加哥藝博會和香港亞洲藝博會的工作，可為他們提供一些實際操作經驗和業界的聯繫。這時中國藝術市場還在萌生狀態，藝博會起步很不容易。但能測試出未來市場的規模和潛力。
之三：紐約一家英文雜誌《Fine Art》邀請我為他們編輯兩期中國藝術特刊，介紹中國藝術現狀。我約請李鑄晉教授寫當代水墨；邀柯珠恩夫人（Joan Cohen）談大陸見聞。後者剛與先生孔傑榮博士（Jerome A. Cohen）再次訪問中國。她在《後天安門藝術》一文中盛讚曾梵志的《協和醫院》，這可能是首次在英文媒體中出現這位藝術家的名字。
也是在這期雜誌中，我選登了加州藝術學院克萊因教授（Norman Klein）的文章《浪潮之底：中國新藝術》。克萊因是1991年夏在聖地牙哥州立大學舉辦的「第一屆中國藝術研討會/工作坊」特邀的批評家之一。我組織這次活動是希望在此困難時刻給海內外華人藝術家提供一個交流切磋的平臺。從各地來參加活動的有徐冰、陳丹青、韓辛、張建君、楊謙、王冬齡、黃雅莉等十幾位。他們有的已在海外居留數年，有的還剛出國門，但對中國藝術家是否能在國際藝壇上立足都心中沒個底。當時討論的題目包括：「海外藝術家的自我審視」、「我們何以自處」等。陳丹青的發言頗能代表藝術家當年的狀況和心態：
「二、三十年代留歐畫家，五十年代留蘇畫家都有去有回，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至為重要，大有作為。八十年代留歐留美的中國畫家，十中有九有去無回。似乎到目前為止，和中國當代藝術和文化發展不可能有什麽貢獻。中國當代藝術不會因為畫家出走而停止發展。中國雖已開放，但還未成為一充分國際化的國家，更沒有進入所謂世界文化和國際藝術的範圍的秩序。所以在可見的將來，中國文化和藝術還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如果非要以西方的所謂現代化標準來看不可，這個體系社會長期在現代化之外，成者至多接近邊緣。」
不過克萊因卻在中國藝術家的作品中看到了潛力。他從西方當代藝術發展軌跡預測中國藝術家很快將被世界接受。他興奮地宣告：「中國藝術在發生決定性的變化。這不僅對中國至關重要，對美國藝術亦然，因為我們正空前迅速地被捲入一個嶄新的九十年代全球文化。」他認為正是中國藝術家的作品「悄然而清晰地展示了下一世紀藝術可能的面貌」。
此後二十年的發展一如克萊因的預期。只是其速度與規模都超出了我們能想像的程度。這二十年來中國當代藝術從國內走向國外，從前衛走向市場，起步雖然艱難，但後來的進展變化卻精彩紛呈，令人目不暇給。其中發生過無數事件，出現過許多人物，都值得記載和回憶。在我個人的經歷中，我覺得有兩個重要的時間點。它們可作為中國當代藝術發展兩個階段的標誌。
關鍵時刻（一） 1999年6月13日
第一個時間點是1999年6月13日。
蔡國強以《威尼斯收租院》榮獲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為中國當代藝術在國際競賽場中踢出了漂亮的臨門一腳。圖為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瑞士策展人史澤曼（Harald Szeemann）（右）與蔡國強（中）合影。（鄭勝天提供）
威尼斯綠園陽光燦爛，人潮如湧，白色的大帳篷在義大利館前面搭起，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的開幕式和頒獎儀式將要舉行。我當時任梁潔華藝術基金會的秘書長。作為最早支持當代藝術的一個華人公益機構，我們也是蔡國強參展大型裝置《威尼斯收租院》的主要贊助者。我來到水城之後就忙碌不停。好不容易找到船家將溫哥華印好的圖錄小本運到現場。又要打點基金會在當地舉辦盛大招待會的種種細節。開幕前我終於緩了一口氣，靠在會場外圍牆上看熱鬧。這時蔡國強走過來悄悄告訴我：評委會已通知他被選為本屆金獅獎的獲獎者，馬上就會宣布。
這一剎那頓時變得十分有意義。中國當代藝術從1980年代後半期開始在國外展出，起初只是在另類的展覽或美術館中，到1990年代初有少數藝術家進入主流藝壇，接著國外策展人才紛紛來到中國，導致了後來幾年西方世界的一陣「中國熱」。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瑞士策展人史澤曼（Harald Szeemann）對中國早有興趣，文革時就曾想在西方展示中國藝術。近年由也是瑞士籍的收藏家與畫商牽線介入中國當代藝術活動。他在本屆展覽中大手筆推出20位中國藝術家，再加上其他場館中的參展華人，使他們首次成為這一世界最重要展覽中的最大族群。而蔡國強的獲獎也就似乎順理成章，為中國當代藝術在國際競賽場中踢出了漂亮的臨門一腳。
那晚我們在聖馬可廣場附近丹尼爾酒店主持的招待酒會就頗有為華人慶功的意味。不少人士都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出色表現表示祝賀；也有媒體想知道是否有在威尼斯正式建立中國館的計劃。從1989年北京第一次中國前衛藝術展覽起，到1999年參加威尼斯檢閱的盛大陣容，可以被視為以「中國當代藝術」為旗號的一個「團隊」，向西方世界衝擊和進取的時期。威尼斯雙年展的授獎既是這一時期的巔峰，也標誌了它的結束。自此以後，中國藝術家已可逐漸以平常心在國內和國外展覽。他人也不必用特殊的標準來衡量評價他們的作品。也就是說，中國藝術家在當代藝術領域中已不再是被重視或不被重視的特殊人物。一個世紀以來，他們還是第一次有可能與國外同行站立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典藏》雜誌在1990年代近距離地跟蹤和記錄了這一歷史進程。記得2001年簡秀枝社長約我與她一起去歐洲採訪：在塞納河畔聽候瀚如、費大為介紹華人藝術家崛起巴黎的奇跡；在倫敦與陳秀玉、謝素貞探討亞洲當代藝術進入西方市場的成敗機會；在威尼斯採訪史澤曼，談台灣、中國與威尼斯的相遇；在巴塞爾請教希客（Uli Sigg）成為中國當代藝術收藏第一人的緣由。這些專訪都先後在《典藏》發表，與國內外其他許多作者提供的信息一起，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前十年值得珍惜的現場記錄。
※延伸閱讀：
二十年盛世危機 見證中國當代藝術走入世界(下)
【《典藏投資》2013年3月號；訂閱典藏投資電子版】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TOEIC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