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嘉驥】
從反媒體壟斷運動談起
策展人暨藝評家 王嘉驥
反媒體壟斷的訴求，近來在台灣似有演變為一股自覺運動的趨勢。文化界和學術界的知識份子，乃至於莘莘學子，紛紛加入這個行列。眼前，相較於政治力和資本家的金權，反壟斷的勢力儘管仍然微小單薄，如果能夠持續形成一股涓涓不斷的長流細水，發展為長期性的組織運作，這應是台灣之福。
已故的英國左派評論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一直是我心儀的文化英雄。早在1961年時，響應當時英國傳播（communications）媒體因為缺失，遭到濫用，造成文化扭曲，所引發的激烈抗爭運動，他曾經撰寫深刻的專文。威廉斯指出，討論一個社會的傳播或文化，不可能不終極地討論到「權力」，尤其是「既有體制」（established institutions）和「金錢」的力量。（註）50多個年頭過去，台灣今日在惡質的傳播環境下，人們忍受的仍是這兩項最自私的壟斷勢力。
「既有體制」指的是政治上的威權和父權結構；「金錢」則是惟利是圖的「商業主義」（commercialism）。政治權力也罷，金權勢力也罷，兩者都是由上而下的控制模式。聽起來也許太過理想化，但威廉斯堅信，民主制度下的「傳播」應該屬於全體社會共有，不應該由少數的權力者壟斷，也不應該淪為商品行銷掛帥的廣告宣傳。他寫道：「民主體制的基礎在於一般民眾應有自己的控制權，而不該淪為任何人的標的物（targets）。」因此，他主張應該找到一種可以對立於商業主義和國家控制的傳播系統。於是，他提出了一套由下而上的制度運作。為了讓文化和傳播真正屬於社會所有的人，他認為應該分散傳播的控制權，同時，打開各種參與的管道，擺脫國家思惟，放棄以國家作為唯一的理想。
對威廉斯而言，更應該思考的是，傳播作為表達的媒介，能否真正為大眾所擁有？一如寫作者擁有自己的打字機，畫家擁有自己的畫筆和畫布，使他們在揮灑的同時，也能被大眾看見。對於此一替代性的「社會主義」方案，英國同樣知名的左派文論家伊格頓（Terry Eagleton, 1943-），在他2011年的新書《為什麼馬克斯是對的》（Why Marx Was Right）當中，重新加以引用，認為可以導正資本主義以商業和盈利（profit）為目的的缺失和偏差。
伊格頓將「傳媒公有化」的概念進一步落實並描述。他重申威廉斯的方案，認同文藝（arts）和傳媒（media）應該拒絕國家對其內容的控制，以及以牟利為動機的宰制方式。相反地，積極的創作者應該掌控自己傳播的媒介和內容。他具體建議，文藝和傳媒的實體「機構」，包括廣播電台、音樂廳、電視網、劇場、報社等等，都可以透過不同的運作形式，化為「公有」（public ownership）；同時，其營運管理則是透過民主程序選出，分由公眾的成員、傳媒界的代表或文藝團體共同組成。而且，這樣的任命必須在國家體制之外獨立運作，能夠向公眾負責；除了提供公共資源的贊助，也能夠將社會共有的設施資源，「租賃」（leasing）給獨立的創作實踐者，或是以民主自治形態建立起來的公司，譬如演員、新聞專業人員、音樂家等等團體。這樣的話，這些獨立的創作者，就能夠免遭國家箝制，亦不受市場扭曲壓迫。
伊格頓還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傳媒對於有難度、有爭議，或有創造性的一些作品，往往避之唯恐不及，因為不利於盈利。也因此，他們往往將就一些庸俗、煽情，以及預設偏見的製作。伊格頓認為，社會主義的「參與式經濟」模式（participatory economics）要比市場導向的製作，來得更好。「通俗」也能深具專業水準，但又不吊書袋。然而，眼前我們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之下，通俗往往意味著垃圾（junk）或媚俗（kitsch），觀眾反而受之綁架。伊格頓這些分析，何嘗不是今日台灣舉目可見的傳媒現實？羶色腥的挑逗和聳動，欠缺理性的情緒或身體煽動，粗製濫造的三流綜藝，或是政論名嘴信口開河的脫口秀，無一不是在商業消費的廉價暴利迴圈中來回往復。
傳媒因為被政治權力和資本家的金錢利益壟斷，社會隨之扭曲，人的價值觀更受綁架。如此，這個社會整體的文化不但瀕臨危機，其文藝成就又如何指望高度？在我憂心忡忡地看來，台灣社會眼前的政治與傳媒亂象，所導致的價值錯亂與低落，已經快速地造成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難以維續，遑論文化價值與文藝的創造。
註 本文有關威廉斯的引文，參閱Raymond Williams, “Communications and Community,” in Resources of Hop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9, pp. 19-31.
【《典藏今藝術》2013年3月號；訂閱典藏今藝術電子版】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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