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鄭乃銘】
台北當代藝術館【這個世界會好嗎?向京在台北】展現場一景(當代藝術新聞/提供)
面對一個展覽,其實也等於是在面對一個文化。只是,多數的人並沒有那麼清楚;或者並沒有特別想要搞清楚這件事。或許在大多數的人心裡,欣賞一項展覽是一種「看」的行為,並沒有刻意想要從展覽的內容中;「讀」到些什麼。我常想,在面對一項藝術展覽時,其實還是需要一點點入門的點題,也就是透過專門的導覽或語音系統,先把關於這個展覽的背景做具體的引入,這並非要左右觀賞者的觀看心理,而是把觀者放在一個正確路徑上,讓觀者能夠因此進到藝術家的創作思維脈絡當中。在導覽過程,能夠讓觀者不僅擁有自己的想像判讀,同時也等於正確認識藝術家的思維。
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向京的作品,到目前為止。
但我非常喜歡台北當代藝術館這次邀請向京來,透過作品的串聯,非但讓我們能夠有機會認識向京的創作脈絡,最重要的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大環境是如何涵養出一位好藝術家的創作養分,進而能夠讓我們有個機會去瞭解同種卻不同文的背景差異。
1968年出生在北京的向京,距離文化大革命(1966)發生的時期已經有二年,但由於整個文革所發生的時間長達至1976年10月才結束,這段經歷摧毀的不僅僅只是人文歷史本身的結構;更重要應該還在於它撕裂了人心。文革把人本身倫常徹底黑暗化,同時也把人與人最起碼的一點點信任都給推翻殆盡。人文歷史的紀錄是可以透過僅存的殘片努力拼湊,可是,人性是沒有辦法拚得回原本沒有受傷過的樣子。以向京這樣年紀的中國當代藝術家,他們的成長記憶開始建立的時候,基本上都已經稍稍離遠了文革,沒有所謂記憶的正面交鋒,也就當然沒有太龐大的心理漫壓。可是,成長過程依舊會感受到文革過後,歷史與環境在慢慢經歷療傷與企圖癒合的陣痛,人的面貌在從因為基礎信心的蕩然無存到逐漸重拾信任的輪廓清晰,那確實是一段非常難以抹除的記憶。這樣的成長背景因素,再加上中國的環境從上個世紀末到新世紀的強烈躍進,我認為;向京會把展覽主題訂為【這個世界會好嗎?】,的的確確是只有60年代出生的藝術家;才能深切的從環境體察到的人文素養深度。
因為,「這個世界會好嗎?」原就是清梁濟對他的兒子梁漱溟談話中的經典提句。梁濟在清末並非擔任多大的官職,辛亥革命爆發,他辭官居家,他心裡其實很透徹易代變革是常事,對於滿清專制腐敗、積貧積弱,他自然也對民國有所期望。因此當梁漱溟參加反清的京津同盟會,梁濟也未出面相阻。但新社會卻也沒有給梁濟帶來新契機的看法,他痛心『今世風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淵,人人攘利爭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為何事,蓋由自幼不聞禮義之故。子弟對於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義之說者。家庭不敢以督責施於子女,而雲恃社會互相監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於是,有了殉清的念頭。對梁濟來說,國性不存,國將不國。1918年11月7日,梁濟自殺前三天。他向當時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的兒子梁漱溟提問「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回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走的」。梁濟回「能好就好啊」。說完,一句話也沒再說,離家而去。三天後被發現投積水潭(今北京靜業湖)自殺,距離他60歲生日才只有三天!
這樣的基礎背景,我們才可以看到向京〈一百個人演奏你?還是一個人?〉作品當中,那種群裡圍坐在洗腳盆,表面上各個似乎相近,但卻每個人的眼神都沒有與旁邊的人有所交集。向京不斷透過她筆下的裸女或者動物、甚或至雜技團的演員,每個人的面相幾乎都一派沉靜,但人人的眼神卻都不會與觀者產生交集!我覺得,那是來自歷史摧殘人性所產生的內心懦弱與不安全感,向京沒有像歷史妥協,卻反而以一種更痛的內心行為來說歷史的瘡疤,但卻不願意輕易掉一滴眼淚,就像是雜技團的演員;儘管各個身體動作違反常規,卻還是面對觀眾扯開嘴—笑著。這不也對映了「這個世界會好嗎?」的疑惑,與「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走」的期盼。
我覺得,中國當代藝術家在面對創作最大的精神能量,就是在於對歷史懂得反芻與再生,那是一份需要環境淬礪之後,才能有的內心安頓。在【這個世界會好嗎?】展覽,向京分成三個段落作品面向來緩述想法,三個段落外表沒有牽繫,但精神卻互相依存。只是,我們在欣賞展覽,多數停留在檢驗;卻往往忽略掉作品背後的文化反作用力,所帶來的可能性衝撞!
【完整內容請見《當代藝術新聞》2013年9月號】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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