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政恆】
●卡夫卡看中國
在上世紀初,一些德語地區的藝術家對中國有奇怪的想像,或者獨特的感受。奧地利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在《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 1909)中,用了李白、錢起、孟浩然和王維的詩,訴說人生的感受與苦難。德國表現主義導演佛列茲.朗(Fritz Lang)的默片《三生記》(Destiny, 1921)有一個段落,是發生在中國的,相當奇幻,如今看來也很可笑。在布拉格一家保險公司工作的卡夫卡,想像一個不真實的中國,也寫下了短篇小說〈往事一頁〉和〈萬里長城建造時〉(1917,以下卡夫卡小說譯文,參葉廷芳主編的《卡夫卡短篇小說全集》)。
卡夫卡的中國想像從何而來?據學者Rolf J. Goebel在《建構中國:卡夫卡的東方論述》(Constructing China: Kafka’s Orientalist Discourse)所說,海爾曼(Hans Heilmann)的詩選、赫爾德(Herder)、黑格爾和施勒格爾(Friedrich Schlegel)的著述,迪馬(Julius Dittmar)的遊記《環遊世界》(A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1911)和《在新中國》(In New China, 1912)都是卡夫卡必不可少的互文參照。
卡夫卡寫過關於中國的文字,除了〈一次戰鬥紀實〉、〈萬里長城建造時〉、〈往事一頁〉等小說之外,還有在給菲麗絲的書信中多次提及袁枚的〈寒夜〉(寒夜讀書忘卻眠,錦衾香盡爐無煙。美人含怒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事涉卡夫卡的私人生活,特別是個人文學生活和感情倫理生活的矛盾,已有許多人討論過,在此不再闡述,且看兩個小說作品。
〈萬里長城建造時〉和〈往事一頁〉是卡夫卡的成熟作品,結合來看,當中包括了David Constantine在〈卡夫卡的寫作和我們的閱讀〉(Kafka’s Writing and Our Reading,收錄於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fka)一文所說,卡夫卡作品的幾個動機主題:一、無法抵達,無法明白,無法開展;二、困惑;三、文本的解釋;四、寓言規訓故事;五、主角的有限視野與能力。
〈萬里長城建造時〉的敘事者「我」出生在中國的東南方,完全致力於比較民族史的研究,上半部分中,「我」主要說到萬里長城分段而築的建造策略;下半部分中,「我」說了一個傳說:皇帝在彌留之際下了一道諭令,吩咐使者前往宣告,可是殿堂、台階、庭院、宮殿太多太大,使者永遠也無法通過,「如此重重復重重,幾千年也走不完。」以此可以推斷,老百姓「實際上根本沒有皇帝」,「這是一種不受任何現今法律管束的生活,它只聽從古代留傳給我們的訓誡。」
〈萬里長城建造時〉教人相當困惑,我無意用單一解說將它封閉起來,在《卡夫卡百科全書》(A Franz Kafka Encyclopedia)中,關於這個小說,編寫人列出了四個主題,其中三個比較有說服力,我列出如下:一是悲觀的看法,歷史並不由理性和進步驅使,即使在現代性的邊緣,還是會復歸於神話和千篇一律的循環。二是個人無能力透過一己的行動,理解或改變政治的社會的作為。三是人類的疏離,集體的團結和社會的價值,建基於一種虛幻意義上的民族自尊。
〈往事一頁〉是收錄於《鄉村醫生》中的微型小說,相當短,可是意味深長,可以一讀再讀。小說的敘事者「我」是在皇宮劇開鞋鋪的鞋匠,有一天「我」看到北方來的游牧民族,占據了通向廣場的胡同口,他們相當野蠻,「他們不懂我們的語言,又幾乎沒有自己的語言。他們像寒鴉那樣互相交流。我們一再聽到他們像寒鴉那樣的聒噪聲。」後來有一天,肉鋪老闆牽來一頭活公牛,游牧民族竟然撲向公牛,活生生吃牠的肉,公牛的慘叫令「我」十分難受。最後「我」看見皇帝站在窗邊看著皇宮外發生的事,「我」和其他人問「以後會怎樣」,而他們知道「拯救祖國的重任交給了我們這些工匠和商人;可是我們勝任不了這樣的重擔;我們也從來沒有誇過口,說我們有這種能力。這是一個誤會;我們將因此而毀滅。」
卡夫卡在〈往事一頁〉中透過相當暴力的事件描述,為讀者帶來強烈的震驚。這種震驚令我們猝然發現野蠻的力量如此強橫,所謂文明的力量根本沒有任何作為可以對抗──回頭看歷史(往事!)的話,〈往事一頁〉說明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文明、政權和內在精神,面對西方列強的侵襲,已是手足無措、岌岌不保。
卡夫卡雖然遠在西方,但對中國古代的詩歌有濃厚興趣,對於西方人在東方的野蠻作為,似乎了然於心。小說的諷刺體現於自我的嘲弄之中:游牧民族發出像寒鴉那樣的聒噪聲,眾所周知卡夫卡本名在捷克語中,正是寒鴉的意思,如此就帶有自嘲的意味了。自嘲背後,其實是為了帶來自我的探問和反省(也可注意卡夫卡用了謙卑的平民視點出發)。換言之,從自我到西方人的廣闊推延,可見〈往事一頁〉的政治意味相當濃厚──西方人的野蠻行為將帶來文明的毀滅,如果我們再推延至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更見卡夫卡的先見之明了。
●華人看卡夫卡
不如又換一個角度,看看華人怎樣看卡夫卡。
在香港,早就有人說過韓麗珠及謝曉虹的小說有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味道,而《字花》在草創第一年就辦過「缺席聆訊卡夫卡」的活動和專題。香港劇團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也不止一次公演過劇目《卡夫卡的七個箱子》,將卡夫卡的生平和作品搬到舞台上。
香港的現代主義文藝刊物《文藝新潮》,早在1956年已翻譯過一輯〈卡夫卡比喻箴言錄〉,然而關於卡夫卡的小說翻譯,還要數1960年台灣《現代文學》第一期的「卡夫卡專輯」,不單有〈判決〉(張先緒譯)、〈鄉村醫生〉(歐陽子譯)、〈絕食的藝術家〉(石明譯)三個短篇小說,而且有兩篇論文中譯,可謂華文世界首次全方位引介卡夫卡的事件。
至於中國大陸,全面的卡夫卡翻譯已是1979年以後了。可是翻譯和出版的速度相當驚人,相關評論文章相當多(包括卡夫卡與蒲松齡、魯迅、沈從文的比較研究等),1996年更出版了十卷本的《卡夫卡全集》(葉廷芳主編)。過去一年多,中國大陸出版的卡夫卡專書不少,Peter-Andre Alt的《卡夫卡傳》以及《牛津通識讀本:卡夫卡是誰》(Kafk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譯本先後面世。
當代的中國大陸作家如殘雪、格非和余華,從卡夫卡學習寫作技巧,特別是殘雪不單寫出卡夫卡式的小說,更出版《靈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一書,由此看來她被稱為「中國的卡夫卡」,自然不是空穴來風。
研探不止於小說。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中特闢一章〈一片秋天枯葉上的濕潤經脈〉,討論卡夫卡的小說、婚事、罪與惡及其救與贖。他認為,「卡夫卡的道德和宗教沉思不是為了給人類生活找出善的普遍原則,甚至不是為了別人過上有德性的生活,而僅僅是為了解決自己的道德困境。」
於是,劉小楓閱讀卡夫卡的筆記「對欠罪、受苦、希望和正道的觀察」,仔細剖析這些看似雜亂無章的語錄片言,發現了卡夫卡的整個思想道路,正是「從對正道的沉思開始,以對信仰的言說作結,卡夫卡親身經歷了一場道德─宗教的變形記。」卡夫卡的道德─宗教思考,就是進行自我的審判,以婚姻狀態進行自我拯救,結果其實是自陷於惡,最終卡夫卡選擇了信仰的言說,謙卑地做一個現代社會及貧乏時代的隱修士。
詩中也有卡夫卡。張棗的十四行組詩〈卡夫卡致菲麗絲〉,堪稱抒情詩的精品。組詩共九首,首先就從卡夫卡的角度出發,抒寫卡夫卡和菲麗絲相遇,然後陸陸續續寫布拉格的雪夜、與菲麗絲的距離,到組詩第五首,張棗寫作家的自我:
我寫作。蜘蛛嗅嗅月亮的腥味。
文字醒來,拎著裙裾,朝向彼此,
並在地板上憂心忡忡地起舞。
真不知它們是上帝的兒女,或
從屬於魔鬼的勢力。我真想哭。
有什麼突然摔碎,它們便隱去
隱回事物裡,現在只留在陰影
對峙著那些仍然朗響的沉寂。
菲麗絲,今天又沒有你的來信。
孤獨中我沉吟著奇妙的自己。
其後,張棗筆下的卡夫卡沒有再呼喚菲麗絲,一如上引詩句,更為趨向內省,詩人從作者與讀者關係的思考,最終推展到人與神關係的沉思,結尾令人想起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說的《城堡》:
世界顯現於一棵菩提樹,
而只有樹本身知道自己
來得太遠,太深,太特殊;
從翠密的葉間望見古堡,
我們這些必死的,矛盾的
測量員,最好是遠遠逃掉。
回頭看看我們的位置,聽聽邊緣的聲音。
在香港或者台灣,人們都知道文學創作,其實都是卡夫卡式的寫作,換言之大家都是業餘作家,白天如常上班,晚上埋首疾書。不少作家從個體的位置出發,以陌生化的語言涉足於隱微的政治、以個人的敘述書寫撫觸自我敏感的靈魂。我們可以想像,卡夫卡所面對的世界,不是我們所面對的世界,卡夫卡所面對的讀者,不是我們所面對的閱讀群體。然而,卡夫卡當時所處身的小眾文學社群,卻又跟我們的生存環境,如此相通,如此接近,教我們彷彿聽見卡夫卡和彼此書寫的聲音。
◎本文作者簡介
鄭政恆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現職於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著有跨媒體詩集《記憶前書》,合著有《走著瞧──香港新銳作者六人合集》,主編有《2011香港電影回顧》、《讀書有時》,合編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當代詩選》及《長夜以後的故事──力匡短篇小說選》等。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六月號344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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