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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9日 星期三
異潮流而動──陳侗、方璐談「錄像局」(下)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藝術家講座現場,由左至右為創辦人方璐、陳侗與參與座談的藝術家張培力。
問 從博爾赫斯書店到錄像局,成員都是由藝術家自組而成,你們認為這樣以藝術家為主的組織與其他空間最大的不同之處為何?而在中國當代藝術中,非營利機構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與作用?你們又如何平衡運作的資金成本?
陳我們不完全是藝術家組成的,組織者幾乎都是,但有些工作人員不是。我們參照的是國際間做檔案的非營利機構的模式,甚至中國成功的畫廊也是參照的對象,我覺得在台灣、香港很容易可以成立這樣的機構,台、港的非營利機構有合法性,註冊之後還可以得到政府補助,但是中國等於是把各級組織的藝術家群體用商業實體綁在一起,所以藝術家自主合作在1980年代可能還說得通,但是到現在就說不通了,因為在現在這些龐大的畫廊美術館體系裡,我們幾個人還要做什麼呢?假如我們這些藝術家本身就已經與畫廊簽約了,那這種話語的表達和想要和其他人合作一些事情的欲望,其實就是一種想要自由的想望,像是對自己的空間和可能性的想望,而我們恰恰就是在這個點上去實踐。雖然我們說非營利,但中國很多做非營利的空間還是在賣作品,他們的說法是為了用這些錢經營空間,像我們這種真的非營利、像企業一樣有一定規模、要去上班、投入、不斷生產的其實很少,大機構即便想這麼做也做不來,因為中國人很急躁,馬上就想要看到效果,但我們如果要宣布錄像局成功,至少也要等到十年之後。
如果把錄像局比喻成一個圖書館的話,它就是個很奇怪的圖書館,因為開張第一天架上只有幾本書,一般圖書館必須把架子填齊了才能開張,然後再慢慢補充,但錄像局從最早只有十幾個作品就面對公眾了,不過不要著急,因為下個月、再下下個月作品就會更多一點,只會更多,不會更少。我們不要一下子就讓自己很累,可以慢慢的儲備,像是冰箱放菜,我們不可能一下子買很多,先買兩天份之後再添,我們現在計畫也只到年底,不過不著急,可以慢慢來,這就是非營利的特質。而不光是非營利,我們還是個服務性的單位,只要有人想要了解錄像藝術,我們就盡我們最大努力去幫助。資金的部分主要是我負責,我是大頭、方璐是小頭,因為去拉贊助比我自己畫畫掙錢更慢且更麻煩,也許今天上午出去找個老闆談兩萬的贊助,花了三、四天最後沒談成,但這些時間如果我自己去掙都掙來了。現在是拋磚引玉的時候,不能用每個人平均分攤資金的方式做,因為這樣的話,有困難的人出不了錢,那事情就不用做了,所以我能解決的就先解決,以後再看看有什麼外援。
問 錄像局開始至今已有一年半的時間,就幾位成員的觀察與工作經驗,你們認為目前還有什麼需要補充或調整的部分?
陳我們的方式像是在一個模版裡套東西,但這種方式的問題是我們自己或工作人員很容易疲倦,因為那都是數字而已,所以更有活力的做法,是思考收集檔案的過程之外,能有什麼更豐富的東西。像是之前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提出講座的合作,我們就想在建檔開放日以外,還可以有什麼錄像藝術講座系列,針對錄像藝術我們還可以做什麼?以後檔案整理就變成我們的日常,但通過外面的行為,就可以填出更豐富的檔案。建立檔案過程的枯燥嚴謹很多人都難以想像,現在有些藝術家和畫廊的檔案做得很好,我們要向他們學習,但有一天我們要做得比他們好,以檔案學的角度去開展和突破,像在我們針對藝術家建立的簡歷年表中,有一項較特殊的是一般記錄簡歷時,大多只會寫參展展名與年代,但不會知道是哪件作品去參展,這就像我們去餐館吃飯,但沒有把菜單記下來,我認為記下菜單是很重要的,像是坐飛機要把航班、機型、座位記下來,這都是我們坐飛機時很在乎的事情,但是為什麼最後都只剩下地點和日子,其他都沒有了呢?我們希望可以精確到這種程度。而為了補足只有南北兩處空間的限制,我們也像打游擊戰往全國跑,這次到台北的行程也是。錄像局的意義,就是從接觸藝術家的作品,慢慢打開一些活動,再折射出一些影響和意義,我認為維持運作並不是問題,更重要的是找到工作的意義,不僅是主辦的人需要找到意義,工作人員還有來看的觀眾也需要,這些都是進行中的事情,它需要時間去產生。
※延伸閱讀:
異潮流而動──陳侗、方璐談「錄像局」(上)
【《典藏今藝術》2013年10月號;訂閱典藏今藝術電子版】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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