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 最是文人不自由

【撰文／衡嶽】



──顧頡剛以古史辨學說一鳴驚人，從大學畢業到名噪天下只花了六年時間，剛滿三十三歲，便做上研究教授。成名之後，身兼數職，奔波忙碌，為了節省時間，他不得不購入一部舊汽車代步，雇了一名司機，更加增添了「顧老闆」的派頭。
　因為成名的快，招致誹謗猜忌，這讓不善處理人事的顧頡剛有些焦頭爛額，他說自己骨子裡只是一介書生，「既不能和人敷衍，也不能和人爭鬥。又感到人事的複雜」，數年顛簸只因盛名所累，於是他把自己的一生概括為「風雨飄搖九十年」。撥開歲月的煙雲，我們依稀看見那個踽踽前行的身影，執著地行走在學問的道路上。
慈愛的養 嚴厲的育
　「阿雙，你讀書要好好用功啊！我們家裡從來沒有一個白衣的人，你總不要坍了祖宗的台才好啊！」顧頡剛小名雙慶，家裡都叫他「阿雙」。祖母常常叮囑他用功學習，切切不能丟了祖宗的臉。父親常年在外謀生，母親又去世得早，祖母成為對他影響最大的人：「我之所以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鑄的一具藝術品。」（顧頡剛《我的祖母》）
　阿雙的祖母張氏，出身富商家庭，張家跟《紅樓夢》中薛寶釵家一樣，是經營進出口貨物的商人。張家原籍徽州，後來定居在蘇州西城的支家巷，宅院宏偉，家裡有花廳「聯珠館」、書房「汲古書屋」，也是鐘鳴鼎食之家。可惜在太平天國之亂中，家業慘遭荼毒，待到阿雙有記憶的時候，那裡已經是一片瓦礫堆了。
　張氏不曾生育，兒子是過繼來的，她常說嗣來的兒子不能管，所以對從小看著長大的孫子阿雙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管得也特別嚴。「祖母有時嚴厲，有時慈愛，而嚴厲的態度是從慈愛的本心出發，所以使我產生了又畏又愛的複雜心理。」她心疼孫兒，從阿雙三歲時就帶著他睡，直到他十八歲結婚成家的時候。她對他的飲食起居照顧入微，簡直到了溺愛的地步，凡是有殼的或有籽、有刺的食物，比如瓜子、西瓜、魚之類的食物，她總是為他剝殼、去籽、剔刺後再餵給他，以至於阿雙終生不會嗑瓜子，也怕吃魚剝蟹。到六歲進私塾的時候，阿雙還不會自己端碗，吃飯要靠女傭餵，家務事也一概不會做，在生活技能上幾乎是「低能兒」。
　但祖母在學習和德行的管教上對阿雙相當嚴格，有次來了親戚，家中拿出點心招待，阿雙站在旁邊「望嘴」，客人就分了一個點心給他，他很高興地接受了。等客人走後，祖母關起門來把他好好一頓揍，他從此再也不敢這麼沒出息了。蘇州人家最講穿著體面，小孩子也是「夏穿紗，冬穿皮」，但是阿雙只有棉衣穿，祖母說不能養成奢侈的習性。「惜食有食吃，惜衣有衣穿」、「是菜過飯，不是飯過菜」，菜不許多夾。這養成了阿雙一生對食物、享受淡泊的習慣。
　每晚臨睡時，祖母要他檢討一天的言行，如果做了錯事，就寫在紙條上貼在帳頂，第二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誦讀紙條悔過。上私塾時，有一天下大雨，從家到學校要走好些路，阿雙說：「今天雨太大了！」想藉故翹課。祖母斬釘截鐵地說：「就是落鐵，也得去！」後來，每遇難事，阿雙就想起祖母的這句話來。
學問充滿真實的美感
　顧家所在的懸橋巷，出過好幾位名人：明朝文學家鄭桐庵，乾嘉時期藏書家黃蕘圃，還有娶了賽金花的狀元洪鈞。這條巷子不長，掌故倒挺多。祖父常常給阿雙講這些典故軼聞，激起他研究歷史的興趣。哪怕是帶阿雙上街，祖父也一路故事講個不停，經過范氏義莊，就給阿雙講范仲淹「斷齏畫粥」的故事；經過越來橋，就講乾隆下江南的故事；遇到匾額、牌樓，都把有關的歷史講給阿雙聽，回到家，還讓阿雙把沿路得知的歷史故事寫下來，這給了他最初的史學訓練。
　在阿雙的眼裡，祖父簡直是無所不知的聰明人。長大後他才知道，祖父是丁日昌的門生，擅長篆刻，精於文字學，著有《說文通俗》十四卷。受此影響，他的父親和叔父也專精於經學、史學研究。
　阿雙還不會走路，就學會了認字，女僕抱著他上街，他指認著牌匾上的字，一個一個認過去，引得路人驚奇不已。年紀稍長，學了四書五經，他又常常去長輩的書房取書看， 叔父後來在書架上貼一紙條：「雙慶不許翻動」。去姑丈家作客，他待在藏書樓裡讀得忘神，千呼萬喚不出來。
　蘇州玄妙觀前的舊書鋪，是他常常流連之處。家裡給他的點心錢，全花在了那裡。買大部頭的書，書鋪是可以不收現錢的，十一歲的阿雙，居然每年購書五六百冊，到了端午、中秋節下，書鋪一併送來帳目。祖母對別的很節省，但為他付書賬卻是很慷慨。
　「我所以愛好學問，只因學問中有真實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豐富的興味之故」，他對學問感到深厚的趣味，在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學問研究的種子。
通房丫頭直升為一品夫人
　一九○六年，顧頡剛以第一名考取蘇州第一所高小—長元吳公立高等小學校，接受新式教育；十六歲進入蘇州第一中學堂，與同學王伯祥、葉聖陶友好，常常一起砥礪學問，結成詩社，創作詩詞。中學畢業後，考入北大預科學習，常常去國學會旁聽章太炎的講學，由此開始整理自己多年來攝入的知識。由於有幾門數理科目考不出，他從預科二部轉入一部，又遭遇好友之喪，最後休學一年。在那些日子，他安心讀書寫書，寫下《清代著述考》。後來再次考入北大，進本科哲學系學習，成為胡適的學生，與傅斯年同班。胡適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時常常提心吊膽，怕被學生看輕了，因為「這一批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的學生在學問上很厲害，如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人。
　在名師指導下，顧頡剛忘情於學問，常常讀書至深夜，長期用腦過度，以致患上失眠症。畢業後，按照顧頡剛的志向，胡適推薦他任北大圖書館館員，那裡有十七萬冊藏書，正適合顧頡剛做學術研究。他每天早起晚睡，沉湎於考據之中；又任職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作專門研究。祖母去世後，顧頡剛戀戀不捨地辭職南歸守孝，嗣後在商務印書館編寫國史教科書。其間，他在《讀書雜誌》上發佈與錢玄同討論古史的數萬字信函，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引起一場古史大爭論，被認為是近代學界一場「地震」。
　不久後，他的古史研究文字結集為《古史辨》出版， 一年內竟然再版十次，顧頡剛一舉名。從此， 中國史學研究開始了現代化進程，顧氏創立的古史辨學派成為近代第一個史學流派。
　一九二六年五月，因為北大連連欠薪，顧頡剛接受廈門大學文科主任林語堂的邀請，任國文系教授；之後發生「古史辨」大討論，顧頡剛驟然成名，到八月下旬，他赴任廈大時，林語堂主動改聘他為研究教授（比教授級別高），與魯迅平級，儼然已是學界名人。
　那一年，顧頡剛三十三歲，大學畢業才六年，就從助教一躍而成為研究教授。《圍城》中說助教好比通房丫頭，副教授好比如夫人，教授好比正室，那麼研究教授就是一品夫人吧。從助教升為研究教授，就如同通房丫頭直升為一品夫人，非常罕見，真可謂春風得意。
　可是老祖宗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盛名之下，是非叢生。
與魯迅的一段公案
　魯迅的小說《理水》中有個說話口吃的學者「鳥頭先生」，一說話就「立刻把鼻尖脹得通紅」，爭論起來鼻子紅到發紫」、氣到耳輪發紫。這鳥頭先生就是影射顧頡剛—根據《說文解字》，「顧」從頁雇聲，「雇」是鳥名，「頁」的本義是頭；顧頡剛急起來的時候，說話的確有點口吃。魯迅在私人信件中，甚至直稱顧頡剛為「鼻」、「紅鼻」，怨怒頗深。那麼鳥頭先生是如何惹惱魯迅的呢？
　魯顧恩怨主要是在顧頡剛成名之後，但是源頭倒可以追溯到北大歲月。北大教授分為歐美派和法日派兩大派系：歐美派，以胡適、陳源為首，多為歐美海歸；法日派，以魯迅兄弟、沈尹默兄弟等浙籍法日海歸為主。歐美派以《現代評論》、《晨報副刊》為基地，法日派以《語絲》、《京報副刊》為基地，老是相對地罵。顧頡剛地位本來是超然的，他一個小小助教，也沒有什麼權勢。但是兩姑之間難為婦，有些事情就比較棘手，他曾說：「胡適寫了文章交給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來，沈尹默就發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為什麼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實，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員，而且是研究所的導師。」
　又如有一回，沈尹默的女婿某君，在南池子開印刷廠，為了發展業務，邀請北大教授編纂教科書，借研究所地方開一次商討會，為了派別關係，當然不通知胡適。可是，胡適是一個歡喜管事而又很天真的人，聽了這消息，就打電話給沈尹默說：「你們開會編教科書，為什麼不通知我？」沈尹默答道：「我是囑咐頡剛通知你的，恐怕他忘記了吧？」
顧頡剛不願意參與到人事紛爭之中，有了這兩次經驗，也就和沈尹默漸漸疏遠了，與法日派的關係也疏離起來。
　女師大學潮中，魯迅站在許廣平所代表的學生一邊，而陳源則站在女師大校長楊蔭榆一邊，雙方發生激烈論戰。陳源聽人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有的內容與日本鹽谷溫著作大意相同，但是並沒有作注，這種行為有抄襲之嫌。陳源曾與顧頡剛談及此事，這本是兩人私下談話，陳源卻把聊天內容公佈在報刊上。這也讓顧頡剛從此與魯迅結怨。
　而顧頡剛在《現代評論》和《語絲》都發表文章，讓魯迅覺得他是「騎牆派」，當初印象就不好。到廈大之後，他與魯迅表面上還是客氣的。他的新書出版，曾經贈與魯迅；魯迅也幫他向日本友人搜集學術資料。那時，魯迅給許廣平的信中說：「在國學院裡，顧頡剛是胡適之的信徒，另外還有兩三個，似乎是顧薦的，和他大同小異，而更淺薄。他所薦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其實是顧頡剛書生面嫩，經不住人懇求，前後也就給兩人謀職，竟然讓魯迅覺得顧頡剛「要在廈大裡造成一個胡適之派」。沒有涉世經驗的顧頡剛，卻對魯迅方面的觀點頗有些無知無覺。
　魯迅對廈大的風氣漸漸厭倦，決定辭職，引發學生風潮，校長林文慶為了轉移矛盾，放出話說魯迅辭職是因為胡適派對魯迅派的排擠，還在魯迅的踐行會上，當著許多人的面把顧頡剛拉到小房間談話，談的全是日常瑣事，卻讓外界諸人以為有什麼機密。儘管顧頡剛為了避嫌，專門當眾公佈了在小房間林校長說了些啥，也遏止不了流言。再加上一些人的渲染，更加深了魯迅與顧頡剛的矛盾。
　到魯迅登船離廈時，顧頡剛還去船上辭別。可以說顧頡剛作為晚輩，還是儘量維繫雙方的關係。後來，由於中山大學既聘魯迅，又聘顧頡剛，在魯迅發出「他來，我就走」的聲明之後，顧頡剛依然前往中大，認為這樣才能洗白自己被魯迅責為廈大校長林文慶一夥的批判。這麼一廂情願地思考，只能說顧頡剛實在是書生氣。他堅決前往中大，更令魯迅厭惡，以致於說他反對國民黨，這在國民革命時期可是罪名，最後顧頡剛不得不給魯迅發出公開信，提出打官司，這樁事情才不了了之。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顧頡剛與魯迅的恩怨中，可以看出他處世之單純。他說小時候祖母常批評他「一味忠厚！一個人應當眼觀四處，耳聽八方，像你這樣的呆頭呆腦，將來怎麼可以做事！」祖母固然說得嚴重，但他確實可以說是一位書生。
自由共道文人筆　最是文人不自由
　「我要寫的自傳，是要把社會和家庭的黑暗面和盤托出，像巴金的《家》一樣。」顧頡剛說。舊家庭數代同堂的喜樂固然讓人享受，但成員的傾軋與個性的犧牲也讓人窒息，顧頡剛對其中的悲哀與苦痛深有體會。
　不到十八歲，父親為他早早娶妻，為的是家裡有人操持家務。妻子徵蘭大他四歲，不識字，他憐她無辜，教她認字讀書，並說：「男女之情舍吾婦外，不應有第二人耳！」但是妻子徵蘭在家中卻很難為。「祖母只能愛我，不能推我之愛以愛徵蘭，又且反對我與徵蘭之愛以薄待徵蘭」；父親遠在外地，繼母操持管理家庭經濟，對下人常常欺淩；叔父管理家產，對兄弟多有算計，刻薄寡恩。他沒有經濟能力帶徵蘭離家在外生活，只能任她生活在舊式牢籠之中。徵蘭不幸染病，他多次懇請，家中長輩還是不答應送醫治療，後來徵蘭日漸病重，乃至撒手人寰。那時，他對家庭的怨恨可以說刻骨銘心。
　徵蘭入殮的第二天，父親就與他商議再娶，他婉辭，但是最終沒能拒絕，還是因為家裡需要人操持家務。於是朋友介紹殷履安小姐與他。別人相親都是先相照片，他對這種行為甚是鄙薄，提出相文章，讓朋友把殷小姐的文字拿與他閱讀。正好殷履安寫得一手好文章，一下子打動了他。婚後，他感受到「以伉儷而兼朋友」的情趣，有時給妻子寫信談論學問與世事，一寫就是幾萬字。直到晚年，他還記得年輕時送給妻子墨水匣時寫下的數百字銘文，字字無差。
　數十年婚姻之中，是否有過神移意弛的時候？他坦白地說：「一個年輕人誰不善於鍾情，一個所愛的人肯來誰不願意接納，但我則以早婚的原因，不願對於妻子做薄幸郎，也不願對於所愛者做輕薄兒，便假做癡聾把對方擋住在友誼的界線上，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麼痛苦，對方又必然以我為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為著良心的平安就斷然做了。」
　有個牧師勸他皈依基督教，牧師說：「凡人都有罪過，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懺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顧頡剛回答：「我是一生不做罪過的，自己既不需懺悔，上帝也無所用其赦免。」
　牧師非常驚訝，難道有人一生都不做罪過嗎？顧頡剛說他自己性格的第一大特點就是負責任，對學問、對他人、對自己。「我有這樣的責任感，我肯為人家犧牲自己，可說是我的優點，然而缺點即由此而來。」這優點也成為桎梏他的牢籠，正如陳寅恪所說：「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只是，他用他的不自由，換來了生命的永恆。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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