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孫權】
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破週報總編輯 黃孫權
我有幸在兩年之內，參與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三場重要的研討會，與中國和世界重要的當代藝術家以及學者共聚一堂，發表了台灣當前跨領域藝術教育與實踐取向的經驗，贏得與會者注目。重要的並非在場贏得了多少掌聲，而是區分並重建不同政治與文化脈絡下，台灣做為唯一華人地區民主化與社會運動的基地，其特殊實踐經驗和重要性。
近年中國崛起，金流、人流高度匯聚，輕而易舉就能邀集世界重要學者與會，金錢與名聲（學術）若不能於中國發展，就會被世界舞台拋棄在後，世界舞台上的藝術家與學者知道，中國也知道這點。中國對世界發表看法的野心，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例如透過與台灣香港的學者、藝術家、策展人合作的「西天中土」計畫，在學術、策展、藝術生產皆有豐厚的成果。我剛收到由西天中土所出版印度學者讀本，將他們在中國的演講中英文成冊出版，包括在文化研究、後殖民研究與政治社會重要的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ra）、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和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一次將兩個大陸關連起來，並為中國知識界反思自身帝國與殖民關係。又如前陣子上海同濟大學與中國美院合作邀請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的巡迴演講，接下來則是巴迪戊（Alain Badiou）等等。這些學者來訪就像中國的奧運與世博一樣，透過快速的震盪接觸，讓中國全面與世界的文化生產產生連繫，讓自己在世界取得話語權。
這些重要的國際研討會中，中國都會將台灣「包裹」進去，成為中國對世界發表重要學術與實踐研究的一環，長期下來，台灣自然會被視為中國經驗的一部分，透過中國各種組織的平台介紹出去。台灣自限於國族情緒與反中國的政治氛圍下，越是拒斥，越是在世界舞台消失。比如說，當洪席耶在中國演講時舉了台灣藝術家陳界仁的作品大談影像時間時，台灣學者如何發言？當「上海雙年展」將展場擴展至台灣，積極的跑遍台灣各地與藝術家或策展人合作時，台灣的雙年展卻還是屬地主義式邀請國外藝術家來台展覽，而非走出去，或甚，「威尼斯雙年展」的台灣館還在爭議由外國人代表台灣出征是否正當。兩相比較，足見差異與視野。
中國越積極的取得介紹台灣經驗的正當性，台灣就越被動的成為其中一部分。在既定的權力部署框架內，我們該想的不再是台灣本土上如何國際化，而是如何離開台灣才能國際化的問題。亦即，除了我們要為台灣之特殊經驗進行理論與實踐的鬥爭外，更應該想想台灣如何可能解釋中國經驗，如何向國際舞台敘說中國與華人世界文化的問題，我們說得越清楚，就越能凸顯台灣之特殊，才有機會取得我們自身的話語權。
最近一次我參與的「表演性媒介與跨界教育國際研討會」在兩個場地舉行，一是在上海以「西岸雙年展」的名義，一在杭州為中國美院跨媒體學院成立第六個studio「表演藝術工作室」做經驗與學理準備。前者的計畫乃是一個準備與香港M+ 與日本六本木美術特區競爭的計畫，透過與迪士尼公司的合作，將建立三個大型美術館與文創產業園區，而西岸雙年展是水溫測試的開端；回到杭州，在院長高士明的跨媒體學院藍圖中，補上最後一塊表演藝術的空缺。與會的英國、德國、印度、以色列、德國、台灣與中國的學者與藝術家，共同分享了在跨領域教學、表演藝術教育與實際上的經驗。我分享了兩個我操作過的案例，「田野即劇場」（field as a theater），「復刻諸眾– 複島與memo-scape」，前者討論在台外勞的田野調查如何成為田野劇場，後者則關於都市地景變遷中的社會性崩落與重新聚集的藝術生產計畫。對與會者來說，這就是獨特的台灣經驗。
我清楚知道，也許台灣沒有成功經驗，但卻擁有民主給予珍貴的失敗經驗可以分享，也許整個台灣都不如黃埔江邊西岸開發計畫的野心，但我們知道香港經驗的問題與日本經驗的挫敗，我們比中國還左，更關心都市發展中的正義與倫理問題，而每一微不足道的古蹟、農地、都市更新案的社會抗爭經驗，都給予我們最好的且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特殊經驗，這不就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
【《典藏今藝術》2013年8月號；訂閱典藏今藝術電子版】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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