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瀟瀟》
仇莊是中國江蘇省最北部豐縣的一個自然村，距華東重鎮徐州約百公里，居民上千。藝術家李牧出生並成長於此，直至17歲時前往蘇州工藝美術學校深造。今年他回到村裡，陸續複製了一批荷蘭凡阿比美術館（Van Abbemuseum）的藏品，以不同形式在仇莊展示，並漸漸為這一平淡無奇的村莊帶來了不同尋常的東西：當來自紐約的藝術家、作家茨威格（Ellen Zweig）一路輾轉而來造訪時，村頭的勒維特（Sol LeWitt）抽象牆畫讓她一眼就認出目的地已達。
以圖書館為始的返鄉計畫
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毛澤東像掛在了一戶人家的後牆上，磚牆上還隱約可見標語的痕跡。
「仇莊計畫」的靈光初現，要回溯至2010年李牧參與「Arthub Asia」總監樂大豆（Davide Quadrio）與凡阿比美術館在上海世博會平台上合作的「雙倍無限」展覽。當時的李牧已覺察出自己在城市創作的瓶頸，開始思考如何在中國的農村這樣一片與當代藝術彼此都還相當陌生的土地上工作。除了當時被採納的「新工作」方案（李牧以凡阿比美術館簽約工作人員身分工作一段時間），他還向其館長艾薛（Charles Esche）提議將美術館館藏作品帶去自己的家鄉；艾薛雖然感到這一計畫的挑戰性，但被他的熱情打動，第二天就邀請李牧去荷蘭考察、商議。翌年李牧於紐約駐留期間，前往愛因霍芬（Eindhoven）的美術館看展、研究藏品、查閱資料的同時，與荷蘭藝術家考美林（John Kormeling）對於藝術品創作中，由工人根據授權圖紙製作的作品是原作還是複製品的一番交談，給了他很大啓發，因此萌生了捨棄藏品原作、省卻運輸保險的麻煩而在仇莊當地複製這些作品的想法。這就促成了李牧、凡阿比美術館與「Arthub Aisa」的再次三方合作。
整個計畫中，於今年1月最先落腳仇莊的是「A圖書館」。2008至2009年，李牧曾在少年觀護所中開設了「藍色圖書」小型圖書館，延續的思考讓他迫切想要知道這樣一座富含其個人溫度的圖書館，會在仇莊這片已與他產生精神隔閡的故土上如何落地、生長。與後來陸續展示的藝術作品一樣，這座圖書館也是李牧個人知識結構、認知世界的一種化現，是他嘗試打破這座泯然鄉間的村莊中的平衡的開始。
設立伊始，小小的圖書館內供人閱讀的大都是些藝術畫冊、書刊，但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都對其中略顯深奧的內容望而怯步，為此李牧增加了適合孩子們的繪本、插圖本乃至免費的紙筆、顏料，規畫週末的電影放映，真正讓圖書館成為以人為主體的公共空間，對孩子們來說尤其如此，他們會將在這裡畫的圖畫帶回家、被家人驕傲地掛在牆上，甚至他們於待人接物的細微處也變得更有禮貌。在計畫進行了十個月後的今天，李牧漸漸發覺，從鄉親們那裡得到最大認同的正是圖書館，因為在這個看重利益的普通村落，人們直觀地看到了圖書館帶來的好處—孩子們的進步。
做為工具的西方藝術
李牧的父親將勒維特（Sol LeWitt）的牆上雕塑《物體，抽象結構》用作掛鳥籠的架子。
除了圖書館，李牧計畫在仇莊複製十件美術館藏品，視覺層面的考量在取捨過程中佔據主導。其中，無論是勒維特作品還是其創作方式中的「可複製性」都成為介入仇莊環境的最佳範例。他的梯狀牆面結構《無題》（1972）原本就以授權設計稿的形式被凡阿比美術館收藏，而幾乎就在李牧據此複製了15件作品的同時，丹麥藝術團體SUPERFLEX也正就這件作品進行了他們的複製與贈予計畫。不同的是，仇莊的人們並不具備西方觀眾那樣的文化素養與藝術知識背景，他們憑藉自己下意識的審美、而非以藝術史的眼光來或接納或排斥這個「拐彎的梯子」。李牧在最初的贈予中遭遇過拒絕，但令人驚異的是，那些接納它的村民在對其展示、使用方式上的豐富性：在某些家庭它只是純粹的裝飾，但在更多的家庭中則成為具有實用性的擱物架；李牧酷愛養鳥的父親乾脆將之懸掛在進門處成為鳥籠支架。甚至在所有複製品都分發完畢後，還有位年輕人不太精確地自行仿造了勒維特的這件作品，掛在自己剛剛落成的新屋牆上。在這裡，實用性成為它受歡迎的首要原因，而李牧刻意留了一件掛在村子裡的一面外牆上，不做任何用途，卻意外地有位老人常常來「梯子」下小憩，只因覺得它「很好看」。
同樣分發給村民們自由處置的，還有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三幅毛澤東絲網版畫。考慮到毛澤東在中國尤其是農村地區依舊普遍具有的象徵性，這是個相當具有膽識的舉措。果然，不僅包括李牧的父親在內的一些親友質疑其合法性，一些家庭也不敢接納，連製作這些複製品的印刷廠都如臨大敵，小心謹慎地只在晚上開工、不允許影像記錄、也不允許有其廠名字樣出現。然而當李牧放棄了對這些作品展示方式的控制後，村民們仍是將之容納進自己的生活環境，成為他們日常觀看的一部分。
以我們的眼光看來，勒維特的抽象牆畫、布罕（Daniel Buren）的條紋畫、佛拉文（Dan Flavin）的幾何環形燈裝置、考美林的閃爍字母燈光裝置等等這些裝點了仇莊諸多房屋外牆的作品，在當地形成了和諧的景觀。然而這對於村民來說仍是突兀的，他們面對這些新事物時的慣常心態是疑惑不解。唯一的錄像作品在村裡雜貨鋪的小電視上循環播放，李牧選擇的是烏雷（Ulay）與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的一系列行為錄像，出乎他意料的是，大多數村民並未對裸體表演表示不接受，而雜貨鋪老闆也琢磨著如何向大家解釋他喜歡的《情人－長城》（The Lovers–The Great Wall Walk）。
接下來，理查．隆（Richard Long）、安卓（Carl Andre）的裝置作品還將陸續在仇莊被複製。在這裡，缺失了前後文脈絡的西方藝術複製品從一開始就遺失了它們做為藝術品的原創性與莊重性，而成為一種被藝術家所用的視覺工具。在艾薛看來，「仇莊計畫」是在「一個典型的現代藝術收藏與發生在我們周圍的社會與經濟變革相遇」的大環境中發生的，他們也期許通過李牧的行動得以「拓展館藏的潛力」，並瞭解當代藝術發展會如何被詮釋。
關於人、關於時間的創作
今年4月，當筆者為另一篇文章而與李牧交談時，他曾感慨自「仇莊計畫」開始以來，發現藝術所能做的事非常有限，原以為「會波瀾壯闊，實際上卻沒有特別的故事發生」。然而計畫繼續推進將近半年後，他的想法有了改變。他看到了圖書館帶來的變化，看到村民們漸漸接納出現在村裡的新事物、甚至表現出主動性，察覺出這些東西給當地人帶來的豐富性，更讓人無法預計未來可能的影響。
李牧的初衷，也正是藉由這些代表其所接受的藝術教育文化取向、並且看似與家鄉格格不入的事物為媒介，來探討自己與早已產生很深的精神隔閡的鄉親之間，當中的關係能產生什麼新的可能性。他從一開始就警惕，不讓計畫帶有某種知識分子改造鄉村的意圖，重點不在於探討農村問題或是施教於人，不是將村莊做為材料，而是將藝術品做為材料來反觀自身個體以及藝術本身。毫無疑問，整個計畫並非不具備焦點式的戲劇性事件，而是一件關於時間的創作。
幾個月來陸續有藝術圈的朋友、媒體來到仇莊，其中包括了不少國際友人，他們的到來，從一個實際層面上也杜絕了仇莊部分鄉親認為李牧在外無成、故而返鄉的猜疑。茨威格在李牧的邀請下為村裡的孩子們籌畫了一次集體野餐，而不是按她習慣的那樣來拍攝或展示作品。這些都在看得見的複製品展示之外拓展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當李牧的父親向來訪者表達自己對兒子的自豪之情時，李牧忽然意識到之前言語說教都從未能消除的芥蒂與代溝，卻在這樣日積月累的體驗中逐漸消融。村民們對他的誤解也在改變，逐漸接受了圖書館和諸多陌生事物的存在。李牧說：「因為這些藝術，我開始重新建立自己和村民的關係。」
「仇莊計畫」預計在當地持續至明年春節。之後由於面臨修路和拆遷，一部分的藝術複製品可能將隨之消失，但讓李牧感到欣慰的是，已經開始有人跟他提議，將作品轉移到不受拆遷影響的家庭中去。李牧期望能將計畫積累的資料文獻整理為出版物，而不僅僅是做為展覽展示。而在仇莊，即便計畫本身告一段落，將被保留的圖書館或許仍能延續這件作用於人和時間的作品，持續地與當地發生關係。
【《典藏今藝術》2013年11月號；訂閱典藏今藝術電子版】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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